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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十大先生之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2012-08-24 15:02:40|  分类: 社科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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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经盘踞的威海卫交还中国,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民国十大先生之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但其所呈上的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奏折,实是根据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所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的观点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

严修(严范孙)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严修最早上奏折建议科举考试里面增加经济特科;1904年,严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仅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两人在教育方面长达近30年的联手耕耘从此发端。胡适曾评价道,张伯苓和严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圆满的一件事。但在当时,严范孙已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有很高社会地位;而张伯苓只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默默无闻。

 但严修认为他是块璞玉。他敏锐地捕捉到张伯苓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和决心。张伯苓对自己也如此评价:“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言辞虽朴实,分量却极重。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办新学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学生在私塾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张伯苓在严氏家塾讲授的却是数学、理化和英语。数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英语教材是《科学读者》(Scientific 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也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曾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飞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而张伯苓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当时的张伯苓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下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其他学生轮流从其背上跨过去,让有些人觉得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塾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能当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与他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他自己亲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伯苓出生于19世纪末,那是一个中国志士仁人为求强国之道而兴办新学、革新教育的年代。张伯苓出生当年,即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创设福州电报学堂,天津机器局开办电器和水雷学堂;他5岁始受庭训、从父读书那年,伦敦传教会马根济在天津创设医学馆,为北洋医学堂的前身。1880年,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学;次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创办令德堂。

 14岁时,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据张锡祚所著《张伯苓先生传略》记载,“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1901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羡慕严馆有张伯苓这样的教师,也礼聘他教授自家学塾。此后,半天严馆,半天王馆,张伯苓在继续塾馆教学的同时,开始计划建立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还请了日本教师。在回国途中,两人商定,先半中学,再图扩充。回到天津,立即开办新学。校舍用严宅偏院,学堂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由王家捐助,筹办费用两家分摊。出榜招生后,首批录取了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73名学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附设师范班。校名初为“天津私立中学堂”,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他把郑菊如捐助的15亩坟地置换为天津城西南一块地广人稀、适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为“南开洼”,校名遂改为“南开中学堂”,再改为“南开学校。“南开”之名由此确立。

从1904年10月16日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张伯苓所思所虑、所为所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教育事业。

 《先生》: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52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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