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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日志

 
 

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乡关何处(书摘)  

2012-05-16 16:59:07|  分类: 社科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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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取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19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活的一棵花椒树,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疗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的深处,却冀望一服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事,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儿找找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有浮尸,我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花钱去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作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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