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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工作赋予意义,让员工更有成就感  

2010-10-09 10:04: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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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针的生产与《摩登时代》

我发现上面两个实验的结果一致,意义上的微小差别却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令人惊讶。组装乐高玩具的“西西弗斯”一组感受不到工作的丝毫乐趣更让我目瞪口呆。我不断地反思戴维、德芙拉和其他人的状况,突然想到了我的行政助理—杰伊。

理论上说,杰伊的工作很简单:他负责管理我的实验账目,给参与者发放酬金,订购实验用品,以及安排我的旅行。不过,要求杰伊使用的信息技术却把他的工作变成了“西西弗斯巨石”。他使用的思爱普财务软件要求他每天在规定的电子报表中输入各种数字,把电子表格发给另外的一些人,他们在表格上再加一些数字,再把表格发给另外某人对花销加以审核确认,再依次发给某一个人,这个人最终结账付款。本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大,而可怜的杰伊在其中又只做了一小部分,所以他从来没有看到劳动的成果,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

麻省理工学院和思爱普公司那些可敬的人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制度呢?他们为什么把工作分成这么多的小部分,让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不让他们看到工作的全貌和进展的情况呢?我猜这与亚当·斯密提出的效率概念有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争辩说,劳动分工这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对提高生产效率能起到难以置信的作用。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亚当·斯密对大头针工厂所作的观察:

 

“大头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个职业(分工的结果,使大头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又不知道怎样使用专业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造不出一枚大头针,要做20枚,更是天方夜谭。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又被分成若干环节,其中大多数也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大头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18种操作分由18个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能兼做两三种操作。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兼做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然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然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 12,照每磅中等针有4 000枚计算,这10个工人可一日成针48 000枚。”

 

我们把工作分解成较小的部分,可以创造局部效率;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所从事的一小部分工作越来越熟练。(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把劳动分工的概念扩展到生产线,发现这种方式可以减少错误,提高生产率,使大批制造汽车和其他产品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劳动分工同时也要求人类付出代价。早在1844年,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道主义者、政治理论家、革命家、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就指出了他称做“劳动异化”问题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以及生产过程相分离。这就使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就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

我远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学术工作者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在劳动领域里的作用。实际上,我怀疑异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那么重要,那时的雇员即使再努力,也很难发现工作的意义;而在今天的经济中,我们的工作变得需要想象力、创造力、思想,以及一天24个小时的全身心参与,马克思对异化的强调成为劳动构成中的重要成分。我还怀疑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效率的强调与他所处的时代关系更密切,因为他谈到的劳动多数以简单生产为基础,与今天的知识经济关系不大。

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看来,劳动分工是以人工为基础的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之一。现代IT基础架构让我们能够把工作分解成非常细小的部分,使每个人的那一小部分工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和精细。这样做对公司来说是有风险的,他们会使雇员失去顾全大局的责任心和目标感,以及成就感。如果人类是机器人,高度的劳动分工就足够了,不过考虑到内在激励因素和意义对于积极性和生产率的重要性,高度分工这种方式有可能起相反作用。缺少了意义,专业人员可能觉得自己好像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扮演的角色—一切都由工厂的齿轮控制,他们根本不会有全心全意工作的愿望。

 

给工作赋予意义,让员工更有成就感

通过上述角度观察劳动市场,就很容易看到企业—尽管并非有意—以各种方式压制雇员的积极性。你只要稍微想一想你所工作的地方,肯定会想出不少例子来。

这种观点有些令人沮丧,但它有时也让我们感到乐观。说到底,我们一生的很多时间都在寻求意义—无论它多么简单、多么微不足道。乐高玩具和相连“s”实验的结果显示出增强积极性的真正机会和摧毁贡献感的危险。如果企业真的想让工人有产出,就应该努力使他们感到工作有意义—不仅仅通过愿景规划,而且要让雇员有成就感,确信只要做好工作就会得到肯定。这些都将对雇员的满足感和生产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关于意义和成就感重要性的启迪来自我科研中的偶像之一—乔治·勒文斯坦。乔治发表了关于一项特别困难,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登山运动的报告。无论是珠穆朗玛峰还是乔戈里峰,攀登过程都绝非轻松愉快。他指出登山过程“自始至终充满无穷无尽的痛苦”。但是,这一运动可以带来巨大的成就感(晚会餐桌上的绝好话题)。达成目标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大概与鱼类、沙鼠、田鼠、家鼠、猴子、猩猩和鹦鹉乐于自己觅食一样。乔治曾经写道:我个人猜测朝着既定目标努力与最终达成目标的干劲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就像多数动物甚至植物,为一系列复杂的内部稳定机制所维持,以保持体内系统的平衡。登山运动中的艰难困苦,例如饥饿、干渴和痛苦,就显示出这种内部稳定机制,它可以激励人们为生存而奋斗……那么,对于达成目标的本能需要,可能不过是从另一侧面显示生物的这种应付困难的倾向—在本案例中,就是如何实施激励行动的问题。

经过对我学到的这一切进行反思,我决定设法把环境背景结合起来让杰伊加深对工作意义的体验。我每周都花一些时间向他解释我们从事的实验,为什么做这些实验,从实验中可以了解些什么。我发现杰伊听了实验介绍很兴奋,也乐于谈论实验问题,不过几个月以后,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去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因此我不知道我作出的努力最终成功与否。放下杰伊不说,我一直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包括我目前的助手梅根·霍格蒂,她真了不起,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到头来,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即使意义很小也足以使我们努力向前。说到底,经理人员(也包括配偶,老师和家长)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加重工作的意义,而是要注意不要破坏工作的过程和环节。或许就像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说的,“要养成两种习惯—治病救人,起码不能害人”,他的教导在医学上和工作中同等重要。

 

摘自《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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