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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职场中的第3选择

2013-6-21 14:25:56 阅读2564 评论3 212013/06 June21

发掘工作中的各种第3选择,当你成为一个能与人产生协同的伙伴时,工作及事业上的成功将唾手可得。

如果一个人不去拉门而是推门,那么他永远会被困在一扇没有上锁、向内开的房间里。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我们生活在各种壁垒倒塌的时代,我们见证着无国界经济的崛起。有了科技,我们看到禁锢人类思想的人工墙行将没落,但是最富挑战性的壁垒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些壁垒大多无影无形,但它们妨碍着信任、沟通与创造力。在当前的工作环境中,这些壁垒所造成的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试想一下,当劳资双方互不信任或者当人们无法坦率直言而导致办公室政治、诽谤中伤或者微管理时,人们和组织所蒙受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拆除这些壁垒的关键是一种以“我们”而不是“我”的方式去思考的内在力量。当我们倾听并理解的时候,当我们深信第3选择的时候——的确有更好的东西等待着你去创造——就会发生奇迹。这种奇迹可以发生在你工作的组织中,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人际关系中。

众所周知,职场充斥着各种壁垒。它们存在于团队、部门、分公司与分工中,存在于创新型人才与分析型人才中,存在于主管与员工之间,存在于组织与顾客之间。我们具有捍卫自己堡垒的天性,因此会在职场中产生冲突。防御型的两种思维模式就是症结所在。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冲突是因为有工作要做,而每一个有创意、有想法、有天赋的优秀人才都会对这项工作有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可能是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异想天开、难以协调的,也有可能是非常有益甚至非常独到的。有些组织更能容忍冲突,有些会压制反对,还有一些则放任自流,但是大部分组织会选择“管理”冲突。在“尽可能地避免冲突,无法避免时控制冲突,迅速解决冲突并回归和谐”的前提下,管理者们都在学习避免、控制或解决冲突的课程。有关解决冲突方面的书籍视冲突为风暴过境:人们希望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前提下安然度过。

但职场冲突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我们以错误的思维模式面对冲突。两种选择思维对冲突的回应都是“对抗或逃避”,而协同型回应则是欢迎、喜悦、接触和发现。例如:

一位员工把公司在做的“蠢事”告诉老板。普通领导听到的是“抱怨”,而协同型领导听到的则是“想法”。

一位团队成员对项目经理说:“我们稍稍改变一下做事方法如何?”普通的项目经理会认为“她这是想教我怎么做事”,而协同型的项目经理则认为“我需要倾听她的意见”。

一位员工对他的团队领导说:“我就是没法跟某某在一起工作。”普通的团队领导认为“又遇到了个性冲突问题”,协同型的团队领导则认为“有人在求救”。

一位从公司总部来的人说:“我是来帮助你的。”普通的心理反应是“他们认为我做不好,让我来教训教训他”,协同型的心理反应则是“太好了,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些东西”。

这些普通的回应根植于“视差异为威胁”的思维模式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要么跟差异抗争,要么避开差异,因为我们的不安全感导致了防御型思维模式。不论是在调停会议分歧的首席执行官身上,在计划遭到质疑、愤而离开房间的项目组中,还是在以“要么照做,要么滚蛋”为理念的暴躁的区域销售经理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思维模式。

这些人认识不到冲突是活力的一种信号。当人们在切实思考他们的工作时,往往就会产生冲突。当我将冲突视为“礼物”时,人们可能会对我侧目。然而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思想的人永远会意见不同——如果他们真正关注并积极表达他们的异议,那么他们的意见就是一份值得被热切接受的馈赠。

我认识一位卓越的商业领袖,通常他都会以一个激发性的话题来开始会议,例如“如果明天我们能够换条生产线会怎样”,“如果我们要处理的工作难题根本不存在会怎样”,“哪件事只要做得更好就可以改变一切”,“如果我们公司像安然公司那样会怎样”,“我反对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激发冲突——不是火暴对峙,而是激发团队讨论。他的会议室就像一个魔幻剧场,他的团队已经习惯于此,他们已经很擅长处理这种有益的冲突。“我不想让我旁边的人只会一边听我说一边世故地点头。”他说,“我想看到人们摇头,而不是点头。我想听到人们思考后的想法,我想看到思想的火花。”随后他会凝神倾听。单靠倾听,他就能令你精疲力竭。

两种选择:对抗或逃避

如果将这位第3选择思维的领导与两种选择思维的领导做一个对比,会发现后者要么选择对抗,要么选择逃避。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选择战斗的领导。一位成功的高管接任世界最大传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根据多方面的反馈,他是一个不善倾听、排斥异见的人。这家公司的员工感到自己受到了屈辱,他们反馈说,他们一直被反复告知自己有多么愚蠢。显然他擅长挑起冲突,但永远处于攻击状态就是他的风格。6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很聪明,但是他的才智无法弥补他对他人的不尊重和没有同理心的缺点。

接下来讲一个选择逃避的领导的例子。他是一家知名日用品公司的总裁。一位曾跟他密切共事的同事是这样评价他的:

他来的时候就对公司的发展高谈阔论。然而10年过去了,公司股价没有丝毫变化。他还在继续高谈阔论,绘制未来的蓝图。然而,如今再也没有人听他的了,不仅是因为业绩不佳,还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话。据说他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他不赞成分歧,不喜欢对抗,他总是说“这不是我的风格”。他人很好,也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没人可以当面问尖锐的问题。他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关于公司发展的宏伟蓝图——通常是从他最近看过的商业书籍中得来的最新、最伟大的战略理念,但是没有思想的火花。与此同时,我坐在那里,不敢提出我心里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去做更好的产品呢?”

有些冲突解决专家建议我们把冲突中的问题与冲突中的情绪区分开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刚才提到的那家食品公司,关于产品质量的冲突是不可能从总裁的情感中抽离的。对他而言,质疑他的工作方法就是在质疑他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他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用同理心倾听团队成员的见解。

问题导向的冲突通常也是情感的冲突。遗憾的是,大多数公司被工业时代的思想所禁锢,员工需要鼓足勇气才会向主管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会被无视吗?他们会无意中令老板看起来很蠢吗?他们会遭到无形的甚至实际的打压吗?他们会成为领导的敌人吗?他们会因此而丢掉工作吗?如果情感投资的风险太大,那么公司就会笼罩在一片可怕的沉寂之中。领导者通常会误以为周围那些微笑点头的面容就是和谐与共识。这可能会导致致命的错误。

所有的冲突都与情感有关。比如薪酬冲突,可能你认为它只是简单的冲突,但实际上它却跟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渴望密不可分。设想你是一位女上司,一位男员工来到你面前,表示对他的酬劳很不满。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情绪激动的人。他的薪酬是他的自我价值体现,是他在家庭、朋友面前地位的象征。这次会面对他来说很难——他花了很大勇气才迈出这一步。他不能招惹麻烦,也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得太软弱;而另一方面,他或许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甚至有些气愤。或者更甚,他可能还会感觉自己的男性尊严受到了侵犯。你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也无法从他的言语中听到他的全部原因——只是知道必定有原因存在。

如果你是具有两种选择思维的上司,那么你会有两种选择:对抗或逃避。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就会屈服并且满足他的需求。冲突解决专家把这种做法视为“和解”,但它往往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这可能是对其他员工的不公平,你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让这个员工对下次加薪谈话有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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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2013-6-21 14:25:56 | 阅读(2564) |评论(3) | 阅读全文>>

经济长期增长的神话

2013-6-9 11:34:29 阅读3004 评论3 92013/06 June9

    未来十年充满了亮点,但你不能盯着那些在过去10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并希望这些国家会继续创出新高从而找到这些亮点。

 

    预测的传统规则是尽可能多地预测,然后只公布蒙对的那部分。新规则则是对遥远的未来进行预测,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你预测错了。

    超长期观点启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具影响力的预测,这些预测回顾了中国和印度在17世纪压倒性的经济实力,据此认为这些国家将在2030年或2050年再次成为占据全球统治地位的强国。1600年,中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超过1/4,印度则略少于1/4。尽管这两个国家的份额此后急剧缩减,超长期观点还是绕过了过去几个混乱不堪的世纪,理由是,17世纪的表现为未来的成就提供了某种保证。主流的推断成为很多公司、政客和高调的公共知识精英的主要观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太平洋世纪,甚至非洲世纪。最近我收到了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尼日利亚将在2050年之前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之一。好吧,就算这样,但在2050年以前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超长期的观点对华尔街的影响也日甚一日,这里的人们对时间的总体认识变得越来越狭隘,甚至让人窒息。例如,不管持股规模如何,美国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持续减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长的16年,缩短到今天的不到4个月。与此同时,美国人和欧洲人把钱投向新兴市场的步伐却在疯狂加速,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对2050年预测的影响。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总额在2000~2005年间增长了92%,在2005~2010年间则增长了令人吃惊的478%。显然,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想象着他们的投资很好地建立在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基础之上,能够令人欢欣鼓舞。但在真实世界中,让投资经理或投资公司告诉他们的客户40年后再看回报是不现实的。预测是有价值的,而且出于计划的目的必须进行预测,然而谈论5年之后或至多10年后的未来,意义并不大。

 

    要揭示全球经济周期中存在的明显模式,所需的最长时间大约也是10年。典型的商业周期大约持续5年,从低迷时期的底部到下一个底部。大多数务实的人们的观点仅限于一到两个商业周期。超过这个区间的预测经常变得过时,这或者是因为新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或者是新技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互联网),或者是新的领导人(典型的选举周期也是5年左右)的出现。超长期观点的盛行主要是由于经济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鼓吹,对企业界的影响也风行一时。但实际上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仍把各自的战略愿景限定在3年、5年或至多7年之内,而大型机构投资者则使用1年、3年和5年期的回报来评估业绩。尽管我们都酷爱对未来做出预测的愉悦感,但没有人能够对下个世纪做出可信的预测,而更重要的是,没人会为此负责。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颇具启示性的时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经历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重大转折,每次都始于某个伟大想法所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一些新变革的催化剂重塑世界经济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1970年的狂热是迪士尼等美国顶级公司,它们曾是60年代的投机性股票。1980年的热点则是从黄金到石油的自然资源。1990年是日本,2000年则是硅谷。总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跳出来警告说,其他一些变化因素正在动摇当前变革的催化剂——石油价格高涨会制约世界经济,因此最终会难以为继;东京的一小片房地产不可能比整个加利福尼亚还值钱;没有任何盈利的科技创业公司或许股票价格不值4位数。但在狂热当中的这一刻,不计其数的美元投资于热门的新事物,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从这些预言家们的警告。

    大多数专家和预言家都乐于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让人相信他们正站在聪明人这一边的异乎寻常的理由。这些狂热在某个时期似乎讲得通,直至奇怪的推论轰然倒塌。在上述所有的战后繁荣中,泡沫在每个10年的最初几年都会破灭。



奇迹之年——2003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狂热是针对大型新兴市场的,尤其认为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以上个10年令人惊异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那是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不大可能重现,却不幸地被用作衡量较为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步伐的新标准。对新兴市场的狂热始于中国,它在从1978年开始的20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并不稳定,发展速度每年从4%12%不等。然后从1998年开始,中国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持续增长,似乎中国人的幸运数字8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铁律。

    

    2003年是世界前进道路上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好运气突然一下子传播到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对于新兴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这里概括地指那些人均国民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国家。2003~2007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从之前两个10年的3.6%,翻番至7.2%,而且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掉队。在2007年的高峰时期,全世界共有180个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其中114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5%,而之前的两个10年中仅有大约50个国家达到了这一速度。三个例外国家是斐济以及津巴布韦和刚果这两个长期以来没有希望的国家。上升的潮流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超越了一系列通常难以超越的发展阶段:最生动的例子是俄罗斯,过去10年中,它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 500美元毫不费力地猛增到1.3万美元。

    

    这是世界所曾经历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井喷式发展阶段。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货膨胀作为一个持续的威胁在各地都有收缩。战胜通货膨胀(把物价年度上涨幅度控制在5%以内)的国家的数量从1980年的16个上升到2006年的103个。这跟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享有的“金发女孩经济”一样属于高增长和低膨胀,只是增长的速度更快,并且扩展到全球范围,包括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一个由所有国家组成的合唱团,演绎着一个关于高速稳定发展的故事,而许多观察家则怀着不加区别的乐观态度在欣赏这场演出。新兴国家现在都跟中国很像,或者看起来如此。


    这种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是缘于对“繁荣”的流行解释,即新兴市场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从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所有这些危机的成因都是难以支付巨额外债。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些之前不负责任的债务国清理了赤字,并成为债权国,而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曾经的债权国则陷入了债务。因此新兴国家可以从容地利用1990年苏东剧变释放出来的全球性人员、资金和货物的流动,这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讲述了一个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故事,用以说明全球经济已经被如何地彻底颠覆了。2011年中期在巴哈马群岛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我主持了一个布什总统参加的讨论。布什告诉我们,他跟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2000年首次会面时,俄罗斯正努力从一场巨大的货币危机中恢复,普京正因为俄罗斯的债务而心神不宁。到了2008年初期,俄罗斯的经济蓬勃发展,预算绰绰有余,而普京想谈的第一件事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价值,这种证券不久便在债务危机中崩溃。普京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从缩减俄罗斯债务转向了解持有美国国债的风险,而且他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扩张变得越来越大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更早的时候访问了华盛顿,看到了布什养的小猎犬“巴尼”,10年后普京把他养的黑色拉布拉多犬“科尼”介绍给布什,说:“你看,它比巴尼更大、更强壮、跑得更快。”


    不断膨胀的骄傲是所有新兴国家的一贯表现,至少不断下降的国债是它们取得真正发展的一个迹象。一些国家(有一段时期也包括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学习如何明智地支出,投资于教育、通信和运输系统,这是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是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关键。但繁荣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世界范围内的快钱(easy money)洪流。这些快钱助长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为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埋下了伏笔,现在仍在自由流动,在各国央行尝试恢复过去10年的增长速度时随之扩散出去,而那种增长速度无论如何是不可持续的。但现在很明显,虽然各国央行可以发行所需任意数量的货币,但不能决定资金的流向。这一次,大多数快钱都流入了投机性石油期货、主要金融中心的高档地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性投资,导致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的购买力。由于投机抬高了石油价格,消费者不得不把收入中前所未有的金钱用于满足能源需求。


    快钱的流动方式与美国在艰难时期的情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观点认为,经济衰退是商业周期的一个固有阶段,令人不快却不可避免。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发女孩经济”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点,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稳健增长之后,人们开始认为美联储击退了商业周期。在艾伦·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本·伯南克的带领之下,美联储开始把重点从对抗通胀和熨平商业周期转移到引导经济增长上来。美国的低利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石,而美国国债的增长很快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1美元的债务可以让国内生产总值产生1美元的增长;到了八九十年代,产生1美元增长变成需要3美元的债务了;到过去10年,则需要5美元。美国的借贷越来越不具备生产力,而是更多用于金融工程和挥霍。


    美国的债务成为全球经济繁荣中一根日渐动摇的支柱。低利率在美国推动着经济增长,促使各国央行也开始降低各自的利率,这同时激发了美国消费者支出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新兴市场在2003年中期开始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美国在此之前积极地削减利率——目的是在科技泡沫两年前崩溃之后维持一场复苏——引发了全球性的快钱泛滥,很多都流向了新兴市场。20世纪90年代,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金在新兴市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2%,在2007年跃升至9%


    信贷的空中楼阁现在已经坍塌,这是大衰退的牺牲品。西方的很多讨论提到的“新常态”,指的是由于大的经济体在努力偿还巨额债务,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富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在这个10年中预计将会下降近1个百分点,美国大约会降至2%~2.5%,欧洲和日本则降至1%~1.5%。然而观察家们并未认识到,新兴市场也面临一种“新常态”,尽管它们还没有为接受这个现实作好准备。由于富裕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它们会减少从墨西哥、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出口驱动的国家和地区的购买。在繁荣时期,新兴市场的平均贸易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翻了3倍,这激发了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新一轮炒作,但是从2008年以来,贸易已经回落到此前不到2%的水平。出口驱动的新兴市场,也就是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将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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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2013-6-9 11:34:29 | 阅读(3004) |评论(3) | 阅读全文>>

中国文化的五大病症

2013-5-27 14:01:25 阅读3166 评论7 272013/05 May27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它。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它没办法,自己亦无办法。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  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  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  (《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九六页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两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两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不惟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论,个人且将永不被发见。这样就让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遗留下来,没有剥除。再如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似亦为文化幼稚之征。其实中国古人远在二三千年前,头脑思想之开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话与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但为它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其他事例尚多,不备举。总起来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稚之处,特别在外形上为然。流俗认病不真,即执此以为中国是幼稚落后。其实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牛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机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更高阶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而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举例言之,如一个为子要孝,一个为妇要真,从原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为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从心发出的中国文化——中国之社会人生——就恒不免这样    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第十七页,有下面一段话:

欧人自由主义开始于反抗不自由。例如英国一二一五年所谓“大宪章”亦仅立若干琐事,都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又一七八九年之“人权法典”,亦只是历举若干件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我写到此,忽感觉中国的情形恰与西方相反。两方是从实际上把一件一件侵犯自由的事实打消了,顶回去了,然后乃实现抽象的自由之全义。中国自辛亥以来即是由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宪法,而实际上却依然一件一件来破坏人民的自由。

先生指点在西洋抽象之理念为后出,而中国恰与之相反,自然很对。其仅举辛亥以来为例,益犹未悟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而中国却从心发出来,一则从事到事,理念在后,一则从理到事,理念在先。彼此原来不同也。。慈孝仁义,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奇,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即其不落实之本。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为其礼之一部。说它是专制与说它是民主,同样不恰当。它固不曾以民主为礼,又何曾以专制为礼?事实上亦许不免于专制,然而那非它本意。从其本意表现得很好之时,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过不甚多见。前曾说中国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厄假乎强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会所能梦见。但治世少而乱世多,像西欧国家可以近二百年无内乱者,又非我们所能梦见了。谈中国文化总不能以其乱世作代表,而要举其治道治世来说。但这样说,义嫌理想有余,事实不足。又我常说:中国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于势(形势)。存于理者,其理虽见,其势未成;纵然高明,不能落实。存于势者,其势既成,其理斯显;虽或了无深义,却较稳实。这就为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政治为力之事;然而不独为力之事;没有一点理性是不行的。经济为利之事;然而不独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间。总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只是理性多少问题。人类文化渐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环并进。然人的理性日启,则利与力的地位随以递降,这是一面。又一面,利发达了,人之所需无不给,则利亦不足重;力发达了,人人有力。则亦难以力服人。末后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政治上完成民主主义,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以决定一切。西洋循现实之路以进,闩能渐次达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积极的。中国理性早肩,以普其利于伦理而经济不发达——经济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含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官亦再没有什么前途。


()暖昧而不明爽——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义像很多。义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其他如:是国家,非国家?有阶级,无阶级?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这一面是其内容至高与至低混杂而并存,一面是其历史时进又时退往复而不定。盖暧昧不明之病与其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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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2013-5-27 14:01:25 | 阅读(3166) |评论(7) | 阅读全文>>

《软实力》中文版序言

2013-5-10 18:34:38 阅读1182 评论2 102013/05 May10

通往豆瓣: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4380757/

实力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进而得偿所愿的能力,它可以依靠强迫、收买或吸引等各种手段来体现。1990年,我在一本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我曾尝试对相关实力进行比较评估,结果发现,传统的经济手段和军事资源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种种现象了。它们虽有助于理解强迫和收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无法解释吸引和说服的威力所在。于是,我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它或许听起来是个新术语,但就其所指的行为而言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人类每天都在日常交往中运用软实力,极少有人会使用强迫、收买等手段来达到目的。尽管最早我是在一本有关美国实力的书中给软实力下了定义,但正如本书中提到的,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美国才具备软实力。无论大国、小国、组织、个人,都可以运用软实力。中国古代文化中虽然从未提及软实力,但中国人其实早已深谙此道。

过去20 年间,软实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已遍布各大报纸版面,被中国、印度尼西亚、欧洲各国的领导人频繁提及。然而,这个概念在广受重用的同时,有时也难免遭误用,被当成了有别于军事实力的任何一种力量。此外,由于软实力一直被看作原始强权政治的替代品,因此经常受到一批具有道德感的学者及决策者的追捧。但软实力毕竟只是个描述性概念,并非规范性概念。和其他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它既可以用于正义目的,也可以用来作恶。希特勒、本·拉登等人在其手下眼里都是拥有非凡软实力的人,可这些软实力没起什么好作用。扭曲人的心灵比摧残人的身体更可怕。

 

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人对“软实力”这个概念向来不乏兴趣。从20 世纪90 年代初至今,中国已经出版了上百篇有关软实力的文章和学术论文。这个术语还进入了中国的官方语言系统。2007 10 15 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 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个巧妙的战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像中国那样迅速发展时,周边国家往往会出于防范而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彼此结成联盟作为对抗。但如果这个国家能在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提高软实力,展现吸引力,那么它外在表现的威胁性就会减小,引起周边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中国有魅力无穷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正逐步打入全球流行文化圈。过去10年间,到中国留学的海外学生数量增至以往的3 倍,外国游客数量也大幅上升。中国在世界各地创建了数百个传授语言和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增加了英语广播节目。2 中国加强了在“对外宣传”领域的投资,其中新华社还仿照半岛电视台打造了一个24 小时的新闻频道。3

中国外交也做出了相应调整。20 年前,中国对多边协议多有防范,并且与众多邻国存在矛盾。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派出3 000 多人的队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核不扩散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外交作用(包括召集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除此之外,中国还与周边国家解决了领土争议,加入了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各种地区性组织。

中国的软实力增长很有潜力,不少观察家甚至曾因此发出过警示。但中国的软实力上升对其他国家而言到底是福是祸,还得看中国用何种方式来运用这种力量。假如中国借此恐吓威胁邻国,那么这种策略将必然引起摩擦;但如果中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种新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那么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合二为一将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所幸,中国的软实力上升于己、于世界都有益处。软实力竞争不必是场零和博弈,无须拼出个你赢我输。假如中美两国各自觉得对方日益有魅力,那么双方发生破坏性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假如中国的软实力上升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这就不失为实现中美正和关系的一种办法。21 世纪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但合作的益处显然会超越竞争的作用。希望中美都能各自在对方的国家发展出软实力,那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繁荣与和谐。

                                            约瑟夫·奈    2012.12

《软实力》中文版序言 -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作者  | 2013-5-10 18:34:38 | 阅读(1182) |评论(2) | 阅读全文>>

迷途的罗马

2013-4-23 11:18:53 阅读1083 评论2 232013/04 Apr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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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前期的罗马帝国

    每到夏天甚至会在其中上演歌剧的卡拉卡拉浴场(意大利文为Terme diCaracalla),大概可称为罗马遗迹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虽然这座浴场因为其建造者卡拉卡拉大帝而得名,但实际上卡拉卡拉并非这位皇帝的本名。据说按照罗马皇帝的命名公式,他的全名是“皇帝· 恺撒· 马可· 奥勒留· 塞维鲁· 安敦尼· 庇护·奥古斯都”。

 

    皇帝、恺撒和奥古斯都是每一位罗马皇帝都可以使用的敬称。塞维鲁是他的父亲即前任皇帝的姓氏,儿子继承这个姓名在古代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他的问题在于将安敦尼· 庇护和马可· 奥勒留这两个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皇帝的姓名加在自己的名字之中。不过这实际上是他的父亲、前任皇帝塞维鲁的安排。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出身于北非的行省莱普提斯,身份属于在罗马社会地位仅次于元老院阶级的骑士阶级。行省出身的罗马皇帝自图拉真与哈德良之后,还接连出现过安敦尼· 庇护以及马可· 奥勒留等人,因此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并不少见。虽然北非地区在450 年前一直属于罗马帝国的死对头迦太基人的领地,但是对于一贯实行同化政策的罗马帝国来说,行省出身也算不上什么负面因素。不过即便如此,军团长和行省总督与皇帝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正如图拉真作为第一位行省出身的皇帝而始终被后世所铭记一样,塞维鲁作为第一位北非出身的皇帝也不会被后世遗忘。

 

    除此之外,塞维鲁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因素。在公元2 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很多行省出身的人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这些被罗马人称为“新贵”(Homo novus)的新兴精英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帝国之内身居要职,大部分都是因为迎娶了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但是塞维鲁的妻子尤利亚· 多姆娜却只是一位叙利亚祭司的女儿。因此,她和塞维鲁生下的儿子卡拉卡拉,身上基本没有意大利本土出身的罗马人血统。

 

    当塞维鲁决定将这个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时,感觉到有必要为他增加一些特别的权威。所以他才将两位德高望重的皇帝——安敦尼· 庇护和马可· 奥勒留的名字加进儿子的全名之中,为的是使儿子能够像这两位明君一样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为年纪轻轻就将继承皇位的儿子镀了一层金。因为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是安敦尼· 庇护的养子,因此“安敦尼”是这两位皇帝共同的姓氏。卡拉卡拉继承的也是这个姓氏。当卡拉卡拉登基之后,他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安敦尼,所以大浴场的正式名称也是“安敦尼浴场”(Thermae Antoninianae)。至于卡拉卡拉这个名字,只是别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在成为皇帝之后依然经常穿着高卢人传统的长袖大衣。虽然在天气寒冷的不列颠和高卢地区这种服饰十分常见,但是在气候温和的意大利,这种装扮却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或许是因为他从小跟随父亲在驻地高卢生活,所以对孩提时代的服装情有独钟。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23 岁便继承皇位的卡拉卡拉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展示欲望。

   不管是后世还是当时都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塞维鲁和马可· 奥勒留,都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但是如果将继承皇位的这两个人相比,康茂德和卡拉卡拉则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身为皇帝的康茂德显得非常消极,而卡拉卡拉则明显十分激进。也就是说,卡拉卡拉在继承皇位的时候干劲十足地想要闯出一番伟业。这位23 岁的年轻皇帝的理想是能够成为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伟人。

 

公元211 2 4 日,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远征途中病逝于不列颠的罗马军团基地约克,享年64岁。皇帝的位置立刻被塞维鲁的两个儿子——23 岁的卡拉卡拉和22 岁的盖塔共同继承。因为塞维鲁很早便安排好他们兄弟二人共治,因此皇位继承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卡拉卡拉无法忍受和性格温厚的弟弟共同分享权力,甚至不顾当时母亲也在场就将自己的弟弟杀害了。公元212 2 12 日,距离他的父亲去世仅一年时间,卡拉卡拉终于如愿以偿地独揽大权。因为元老院一直对盖塔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所以也没有追究卡拉卡拉谋杀弟弟的行为,并且承认了他的独裁统治。而就在此后不久,一项法令便贴满了罗马帝国的大街小巷和广场回廊。

 

在开始讲解卡拉卡拉皇帝的“公民权法”之前,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将自己卡拉卡拉盖塔的认识从现在的21世纪退回到2000 年以前的古罗马帝国。虽然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在2000 多年以前的古代社会,这却并非那么“理所当然”。毕竟在1600 年之后才出现人权宣言,在1800 年之后才出现普通选举法。尤其是相比于因为“血缘”不同而没有公民权的雅典而言,不分人种与民族全部授予其平等权利的“公民权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大进步。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每个人都是罗马公民!

 

罗马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所有的政策都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的。这个被称为“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的法令规定,凡是居住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内的自由人,全都拥有罗马公民权。至于作出这项决定的原因,身为颁布者的卡拉卡拉在公告之中是这样解释的:

我不应该只让我的臣民们分担守护帝国的责任,也同样应该与他们分享帝国的荣誉。通过这项法令,曾经那些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够享受的荣誉,现在将平等地沐浴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

从此之后,罗马帝国的特色之一 ——“罗马公民”(romanus)与“行省居民”(provincialis)之间的区别被彻底废除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在公元212 年,即罗马帝国建立250 年之后,终于完全消失了。不仅仅是曾经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在人种、民族、宗教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的罗马帝国之中的所有居民,将全都享有和罗马公民同等的权利。这完完全全是一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法令,甚至可以说自从尤里乌斯· 恺撒以来一直坚持同化政策的罗马帝国,至此终于宣告完成。就连对公元4 世纪之前的罗马帝国的政策一向持反对态度的基督教会,都对这项法令从人道的角度给予了肯定。

 

可是,这样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却很少被那些研究罗马历史的专家和学者所提及。首先,关于这项法令的描述就非常少,也基本没有人正面提及此事。就算偶尔有人提到,对此也没有一个正面或者是负面的评价,最终使这项法令变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迷途的罗马 -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作者  | 2013-4-23 11:18:53 | 阅读(1083) |评论(2)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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